那么检察机关能否成为行政公诉人呢？匈牙利民事诉讼法第337条第4款规定，如行政机关不同意检察长的抗议，检察长有权从这一决定通知日起30天内向法院提起诉讼。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确定以下重要的原则，“无论什么时候被指控的行为影响到整个国家利益，涉及到宪法要求关心的国家事务，或涉及到国家有确保全体公民的平等权利的义务等，联邦总检察长都有权提起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诉讼”。英国总检察长对公共机构的越权行为，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发布阻止令或作出确认判决。我国学术界对检察机关能否作为行政公诉人，具有原告资格，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理由是由一个国家机关对另外一个国家机关提起诉讼是荒唐的，是不合逻辑的。也有学者对行政公诉提起了疑问，认为对于以国家机关损害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要维护这样一种诉讼需要较高的成本，能否达到理想的那样？即使建立行政公诉制度，公诉机关能负担起责任吗？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赋予检察机关以原告资格，这也就是本文的主要观点。
界定行政公诉，行政公诉人，还有必要将公益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异同寓意明确。公益诉讼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上的公益诉讼是指任何人可借诉讼指摘行政措施之违法，后者仅限于一定区域范围内之居民或其具有一定特别资格者就行政活动之违法、不公或者指摘者。对于这类新型的诉讼制度，各国并无统一的名称，如日本的《行政案件诉讼法》第5条规定的公益诉讼，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的公益诉讼。公益诉讼与行政公诉的联系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两者均是各国对起诉资格不断放宽，甚至取消的产物。“倘若限制公民只在权利受到侵犯时才能起诉，不仅混淆了公法关系与私法关系的性质，而且过分束缚对公共机构违法行为的监督，不符合现代行政法发展的趋势”。无论是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还是行政公诉的公诉人，其均与被诉行政行为无直接利害关系，这与传统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是对“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标准的突破。二是两者均属于客观之诉，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完整的行政诉讼制度，既应当有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救济，也应当有对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救济”，公益诉讼和行政公诉都不是据于个人利益提起的行政诉讼，而是立于“行政监督的地位，监督行政法规之客观公正的运用”，“以确保行政的客观合法性或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三是行政公诉和民众公诉的衔接问题，行政公诉是对重要公共利益受损害时所提出来的诉讼，其提出并不以公益诉讼的提起为限，也不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诉讼提起为限。当行政公诉已经提起后，一般情况下不应再提起公益诉讼，此时以行政机关明显的徇私舞弊、滥用职权为例外情形。
公益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区别在于：一是启动诉讼程序的主体不同。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是公民或社会团体，是属于“私人主体”；而行政诉讼的公诉人为检察机关，其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具有明显的“公”的性质。二是涉及的“两造关系”不同。公益诉讼中的“两造”与一般的行政公诉并无不同，都是个人或社会力量对国家的抗议，尽管一般的行政诉讼中也涉及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但其主要是一种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行政权）的抗争，从这个角度讲，公益诉讼更接近于一般的行政诉讼。而行政公诉的“两造关系”是国家检察权对国家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在行政公诉关系中形成了由国家机关（司法机关）根据国家机关（检察机关）的起诉，对国家机关（行政机关）进行监督制约的关系。实际上行政权在此遭受到双重权力的制约，尽管这时显然增加了诉讼成本，但对保证和监督行政权的良好运行，特别在行政权极度膨胀，极易被滥用的情形下，具有显著的效果，如果说“行政诉讼制度以制约行政权力为中心内容，是权力制约理论最重要最为现实的实践”，那么行政公诉是权力制约理论在行政诉讼中的一种更为鲜明的表现形式。三是行政公诉中由于是由国家权力对抗国家权力，极易形成“势均力敌”的态势，而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根据于行政权还是要比公益诉讼的提起方更为强大。因此相比而言，行政公诉更能起到积极纠正行政违法的作用。
三、结语
行政公诉制度是法律制度发展中的一次伟大的创举，它对于依法行政，避免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受损具有积极的意义。在这项制度当中检察权与行政权站在了截然对立的位置。如何在现有的体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行政执法监督权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因此，应当尽快建立行政公诉制度，准确界定行政公诉人的权属，以其更好保护国家和公民双方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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